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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村的知青，他俩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不管是同当地农民还是和知青在农村安了家，按有关规定都比单身知青差回城条件。四姐与德华信誓旦旦，永不变心，待两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他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临时工，她叫合同工。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两次车，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