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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东南州进士取解者,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

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1,录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诧。

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洼地”的角色。

以嘉佑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是266人,而陕xi只有123人,广dong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

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在清代,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zhejiang只有152人,广dong省为102人。

京城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

正因为如此,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以增加录取的机会,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

但是,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唐代,法律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

因此,异地考试只能“暗箱操作”,不被他人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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