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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标此言半点没错，纵观古今，可以说百代皆行秦政法，而这重农抑商的调子，便也是从秦崛起时的商鞅变法开始的。
商鞅所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依照他的理解，那便是商业除了倒卖农产品赚取利润以外，并不能给这个社会生产任何东西。
而以结论来看，商鞅的做法并没有任何问题，秦朝的粮食产量不知翻了多少倍，这也成了秦王一扫六合的原因之一。
可商鞅当时变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户种植的粮食产量极低。
而现在却不同，两千多年的粮种变化以及农具改进加上种植经验的累积，农户所能生产的粮食更为客观。
百姓们活不下去的原因从来不是因为粮食不够，而是因为土地不够，土地兼并才是最大的问题。
而恰好，发达的商业，对与土地兼并恰好有一种缓解的作用。
面对汪广洋和朱标所说的重农抑商，李洪笑着说道：“重农抑商始于秦时商鞅，但是二位可知道商鞅除了这句话，还曾说过什么？”
二人皆都露出不解神色，自朱熹横空出世之后，这学问的风气便变了，读书人只知四书五经，谁会去想办法了解商鞅说过些什么。
而李洪则淡淡的说道：“农、官、商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这句话也就是说，农民负责种田，商人负责流通商品，朝廷负责管理农商。
“商公所言，重农抑商，却绝不是彻底禁止商业，而是将不事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