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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号召山西乡绅捐粮救灾，凡捐粮五百石以上者，给予“义绅”匾额；超过一千石者，授“贤良绅士”衔，有见官不跪之特权；超过两千石者，朝廷准其加高门庭；超过五千石者，准建“贤良门第”牌坊，并荫一子京师大学读书。
除了最后一条，朝廷付出的仅有虚名。但对于乡绅来说，这虚名却能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利益。毕竟，虽然变法大兴，但乡老治政仍然是民间主流，有了匾额头衔、高门牌坊，这家族地位自然与平头百姓不同，在民间纠纷、息讼断事方面就掌握了话语权——这里头的利益就不是千百石粮食能买来的。
因此政事堂钧令下来，山西地主踊跃捐粮，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运粮负担。地主捐出的粮食离灾区最近，对缓解灾情起效快，立竿见影；同时，因为大量地主捐粮，像是马邑县田大嫂家这样的自耕农就得以保有田地，也极大缓解了因灾情引发的兼并狂潮。
政事堂第二道钧令是兴工役，以工代赈。朝廷拨银在太原、宁武、大同、朔平等州府大修水利，蓄水通渠，兴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潘季驯总理的黄淮水利工程本与山西无关，但这些年来，已故中兴郡王张居正借着这股东风，在考成法中强化这方面的考核内容，山西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侯于赵这夯货在去年已经以工代赈一波，干了些工程。今年朝廷拨款数额翻了两番，那灰银票、白龙洋在张四维红着眼睛监督下几乎全数拨付到位，这山西各级官员要是再干不好就只能在王命旗牌下饮恨了——涉及到救灾粮款，梁问孟在这方面更加不敢掉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