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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及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友谊。

原时空的索南嘉措闻弦歌而知雅意,立即说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会。汝为成吉思汗孙胡必赉彻辰汗时,我为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嗯,咱两个不是头回见面,你以前是忽必烈的时候,我就是八思巴呀。

但在本时空,索南嘉措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在万历元年时,朱翊钧就已经关注到了藏传佛教问题。在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请示朝廷给弘化阐教寺番僧经书度牒的奏章上,朱翊钧做了批示,指出因两宫崇佛,特批内帑五万,命令王崇古在边地大修梵宇,并译经书。

当时朱翊钧还指示道:“天朝一统之化,喇嘛番僧等开导虏众,易暴为良,功不在斩获之下。切切要紧,不可轻忽。”

这是他召对张居正,取得参政权之后做出的仅次于严打的批示,王崇古等边地总督当然高度重视——为家族子孙计,也不能给少年皇帝上眼药。而且说实话,在朱翊钧刚刚接手烂摊子的时候,五万两银子算是大手笔。

批示和银子下达后,当时的九边之地掀起了一阵修建庙宇,翻译经书的小高潮。索南嘉措敏锐的发现了形势的变化,开始处处留心朝廷的政策并对自己弟子提出了谨言的要求。他那时就有一个野望,期盼格鲁教派的大护法者在紫禁城内。

因此,在万历五年时面对俺答汗的暗示,索南嘉措回答道:“八思巴为萨迦五祖,于六盘山见薛禅汗,成就双方无上功业。今**我见于仰华寺,一为王上,一为僧人,未必就不能成就佛授转轮王。”

他这句回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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