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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八年开始，经过两年多的喧嚣，变法终于在磕磕绊绊中走上轨道。
这两年，朱翊钧几乎将侍从室的官员换了一遍——除了几个核心人物之外，其余经过他耳提面命，了解他的思想和治国理政思路的，都离京开始在帝国各省、府等地担负要职。
与之同时，朝廷每出一个新的条令，也必然附带着对条令的解释，阐明立法原意。如此一来，便防止大部分地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顾实际照本宣科，有时反倒念歪了经。
当然，颟顸之辈也所在多有，榆木疙瘩脑袋也是一片又一片。派驻各地的变法指导专员讲的口干舌燥，这些官儿就是一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来对付。
对这样的官儿，只能不换思想就换人。朱翊钧首肯之后，内阁命令吏部在万历七年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京察和外察。大批官儿被免职，而对变法理解到位，具有创新精神和执行力的官员也大批脱颖而出。
为了防止形成“新”、“旧”两党，引发后日党争。凡在万历七年里被免职的官员，朱翊钧专门下诏，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得起复。
不同于皇帝对某个官员的判罚，随着**气候的变化或皇帝的更迭，这些“永不叙用”的官员还能有起复的机会。这专门的旨意里面，没有点任何人名，如此一来它就成了一条法律。
这意味着即使朱翊钧驾崩，这些人的起复至少要过“孝道”和“祖宗家法”两道难关——几率几乎为零。
如此严厉的处罚和大批官员的升迁，把变法的人心导向固定的如同钢铁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