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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万历六年的劝农诏书，就一句话：“说与百姓每：目今土脉润泽，务要趁时耕种，不要懒惰。”
这类诏书自万历六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要发，一直发到冬月。例如四月份的诏书就是这样的：“说与百姓每：宜趁时勤作农业，毋得懒惰。”五月，“说与百姓每：目今禾苗盛长，都要趁时耘锄，毋得怠惰。”期间还有夏季的劝农诏书，且都是一句话——直到十一月份：“说与百姓每：农事已毕，俱要各安生理，撙节用度。”
有了这道诏书，地方官劝农的时候就有法理依据，农民懒惰在家，田地抛荒就有了罪过：说严重点算抗旨不遵。
......
时间很快进入到五月，炎热的京师热闹了起来：太祖分封天下，成祖削藩之后，永不能入京的各大亲王、郡王都奉旨入京，参加朝廷的宗藩大会。
参加宗藩大会的亲王即有三十二人，郡王百数，其余将军以下，都没资格参与这宗藩大会，只能在家祈祷家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召集他们开会的诏书过了年就发了出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张居正和朱翊钧反复研究，最终就宗室改革全盘定案。
这一项涉及皇室宗亲切身利益的改革，不仅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还需要给这些利益受损者一个替代方案，否则朱翊钧在**上将是失分的，而且狗急跳墙的宗室很容易就会被人利用。
从万历五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纸和民间舆论已经将明王朝宗室吃空财政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就宗室的出路尤其是贫宗的问题也提出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