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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成祖时期接近一倍的人口——朱翊钧用脚指头思考，也能判断出民间蓄奴成风和人口价格低廉的原因。
明代中后期，勋贵、缙绅、商人、豪强加大了对土地的掠夺，他们一方面偷税漏税，一方面将赋税、劳役的负担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而小农经济的脆弱特点在此时暴露的最为突出，稍微过头一点的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故，就能立即把一个小自耕农之家撕成碎片，堕入佃仆的厄运。
嘉靖初年，大明律明文禁止的蓄奴之令在经济规律的冲击下，已经名存实亡，此际的明人《家训》或笔记中，大量出现关于使用奴仆的内容。
到了万历时期，苏州府嘉定县的县志中已经出现了“大家童仆，多至万指”的记载。说明此时大户家蓄养奴仆已经超过了数千人。
到了明末清初，在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之下，奴仆跟着大规模“奴变”，南北各地动辄上万奴仆暴动。徐霞客的家族包括其长子徐屺在内二十余人都死在“奴变”之中，侧面反映出此时的人口压力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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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将锦衣卫调查的大户之家蓄奴的数据一摆，再分析一下自耕农大规模破产的原因，张居正、吕调阳都为之默然。
吕调阳家中奴仆没张居正家多，但也过了百数。此前他从未把奴仆价格和人口土地矛盾联系起来思考，今日被皇帝一语道破，深感悚惧。
朱翊钧道：“人生而为人，没有自甘**籍的。若非为了活命糊口，谁家能典儿卖女？再说这些人口莫非不是朕之赤子？东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