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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想差了。自己仍按照原时空张居正的主政特点来处理这事儿，竟成了“两个和尚没水吃”。如果在王琢玉第一本时就施以雷霆，大伙儿早消停了。
现在想明白也不晚，朱翊钧当日即下旨，将王琢玉这个起头的和余懋学这个最高调的，诏狱究问！
在原时空，李太后在余懋学的奏本上的代言还是很稳的，回复也很女人——“朕以冲年嗣位，日夕兢兢谨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坠，近年所行不过申明旧章，修举废坏，未尝妄戮一人，过行一事。其于祖宗法度，十未行其一二。何得便谓之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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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像不像刚掌大政的委屈小媳妇？我只不过是把过去的规定申明一下，一个人没有妄杀，一件过格的事儿没做。我遵守祖宗法度唯恐不周到，你咋能冤枉我“操切”呢？
后面这段应该是张居正提供的处置手段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阴坏朝政。此必得受赃官富豪贿赂为之游说。似这等乱政奸人，本当依律论治，念系言官，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段话就刚强的多，搞不好就是张居正给冯保递的小纸条，原文直接变成圣旨。
在朱翊钧所处时空，他却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一方面他已经悄咪咪的改了许多祖宗法度，另一方面，他杀人也有点多，写不出李太后当年代言的真情实感。
当然，还有一条原因是，朱翊钧是历史爱好者而不是明史专家，他不可能知道余懋学，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