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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村子很落后，没有马路，但是已经有了电，有村长，有村委会，同时也有计划生育。许多年后想起我不禁有些疑惑，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为何还会有那样的村子呢？任由我和姐姐两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独自生存也无人理会，记忆之中那村庄异常冷漠，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各自见面却连个招呼都没有，偶尔传达“指示精神”的村干部上门，也都生硬得有如老旧无声的黑白电影片。
我九岁的时候，姐姐十一岁，十几里外的地方某位富商办了一所希望小学，附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就读。于是我和姐姐同时得到了上学的机会，我们在学校度过了四年的时间。在那同时，我们无比艰难地栽种着一块小小的水稻田，依靠某位从未见面的远房亲戚偶尔捎人带来的一点点钱，就那样饱一顿饿一顿地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然后姐姐开始发病，那时候我知道，那叫先天性心脏病，治愈的希望接近于零。
姐姐开始发病的时候，我们辍了学，那时我十三岁，姐姐十五岁了。小时候的我性格活泼，爱打闹，姐姐则因为疾病的缘故发育得不快。不久之后我变得比姐姐更为高大而强壮，偶尔去邻近的镇子上干一些小工，准备攒钱为姐姐治病。我仍旧无比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拿到工钱后为姐姐买回去那瓶药丸时的情景，那或许并非对症的药物——事实上在当时我也根本不可能买到对症的药——我只是听了镇上的赤脚医生说这药大概对心脏有好处，于是便买了下来。那一次，一向坚强的姐姐捧着药瓶哭了起来，我在生命中第一次感到欣慰与手足无措。
从那时开始我拼命地寻求赚钱的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