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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耀文对福昌针织的产能问题比较关注，与生产厂长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比较多，诸如机器、人员满负荷，最多一天能生产多少棉布，又可以持续多久。
又与蔡世昌探讨了扩大产能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之下，蔡世昌才会决定投入新资金扩大产能，以及新产能形成预计所需的时间。
从车间到蔡世昌的办公室，一个个问题探讨过去，一个个得到满意的回答，临近中午，终于谈到了供货价和账期的问题。
蔡世昌很容易就接受了两个月的账期，但在供货价和合理损耗的增量上比较纠缠，冼耀文要求的增量是8‰，即每供应一件布，要多给8米，以此来覆盖布匹存在的细微瑕疵部分和生产过程中不当操作引起的损耗，蔡世昌最多只能接受3‰，两人就增量的问题来来回回争执。
一直在边上旁观的蔡珍觉得自己爸爸和冼先生很有意思，一人坚持一个数字，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趋势，但争执之外，请茶派雪茄又是一片和谐，捧起茶杯时客客气气，放下茶杯接着争。
冼耀文和蔡世昌两人都有诚意促成长期合作，也正因如此，互相都清楚条件一旦谈拢，以后就不会轻易改，只能锱铢必较。
虽说冼耀文是买方，看似拥有绝对的谈判优势，这家不行可以找另一家谈，但其实他的选择面非常狭窄，中华制衣的定位是生产高端服饰，这就把质量平庸的针织布业企业给排除掉，剩下的数量本就不多，加上还有稳定的考量，筛选过后，数量就更少，他不得不认真对待每一家合格的潜在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