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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佥事”职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李公淡淡地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